傈僳族的历史由来 傈僳族是怎么发展而来的

　　两宋时期，文献上很少有关傈僳族的记载。原因是，北宋立国后默认大渡河以西为大理国管辖之地，极少过问这一区域的政事；北宋衰亡，辽、夏、金统治黄河流域，南宋偏安临安，更无暇远顾西南边陲。因此在400余年间，关于这一区域的记载较少。

　　14世纪以后，文献和地方志中出现了关于傈僳族的记载。据明《景泰云南图经志书》卷四载：“有名栗粟者，亦罗罗之别种也，居山林，无室屋，不事产业，常带药箭弓弩，猎取禽兽，其妇人则掘草木之根以给日食；岁输官者，唯皮张耳。”这段记载表明，时人认为傈僳族属于“罗罗别种”，即彝族的一支；傈僳族还没有进入农业社会，以狩猎、采集生活为主，但他们必须把兽皮缴纳给官府。

　　16世纪中叶，大部分傈僳族仍然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，居住在金沙江两岸，受丽江土知府木氏的统治。据《南诏野史》下卷“南诏各种蛮夷”记载，这时的傈僳族仍“衣麻披毡，岩居穴处，利刃毒矢，刻不离身，登山捷若猿猱。以土和蜜充饥，得野兽即生食。尤善弩，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前行，自后射之，中盾而不伤妇，从此制服西番”。

　　元、明时期，傈僳族先民已完成了第一次、第二次大规模迁徙，即从青藏高原经四川盆地西缘南迁至云贵高原北部，主要分布在川、滇两省的雅砻江、金沙江流域，分别受元代丽江路军民总管府和明代丽江土知府木氏、永宁纳西族阿土司、金沙江东岸彝族奴隶主、维西纳西族土千总的统治。16世纪，丽江木土司与西藏地方统治集团为争夺中甸、津州（今云南丽江巨甸）、临西（今云南维西）、阿敦子（今云南德钦）和宁蒗一带的统治权，爆发了长期的战争。

傈僳族人民不堪兵丁苦役的重负，在荞氏族首领木必扒的率领下，渡过澜沧江，越过碧罗雪山，开始进入怒江地区。19世纪，恒乍绷、唐贵、丁洪贵、谷老四等领导的几次起义先后失败后，大批傈僳族整个氏族、整个村寨地相继向西迁入怒江地区，有的继续向西越过高黎贡山，进入缅甸境内；有的向南沿澜沧江、怒江经镇康、耿马进入沧源、孟连等地；有的则沿金沙江南下，进入禄劝、大姚等地。

迁徙中，傈僳族的居住地区不断扩大，并分散为许多小块，和其他民族交错杂居。由于沿边地区和靠内地区的傈僳族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不同，他们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平衡的状态。

　　19世纪20年代，清朝在靠近内地傈僳族分布的丽江、永胜、华坪等地，实行“改土归流”。一些世袭的纳西族和白族土司为流官所取代。改土归流的结果，进一步促使这些地区的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化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大批汉、白、纳西等族人进入怒江地区，带去了大量铁质农具和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。

　　1907年至1908年，阿墩子（今德钦）弹压委员夏瑚奉命两次巡查怒江地区，抚慰各族人民，查免了察瓦龙、康普、叶枝土司的苛派，深受各族人民的拥戴。同时，他还发出木刻 ，委派数十名伙头管理各个村寨，这是怒江地区设立公职人员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开端。

　　1912年，云南军都督府组织殖边队进驻怒江地区，抵御了英国殖民势力的入侵。并实行“开笼放雀”，用武力强制释放奴隶，使怒江傈僳族的家长奴隶制基本上被摧毁。1928年，云南地方政府开始在怒江地区设立设治局，以加强对当地各族人民的统治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广大傈僳族人民受着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地主、土司、头人和国民党以及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，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。原碧江县俄夺罗这个不到1000人的山村，新中国成立前10年，就有237个贫苦农民被官府、土司、头人和地主折磨而死。苛捐杂税繁多，仅门户捐一项，这个县平均每人负担玉米42.5斤，占全年粮食总收入的21%。此外还要受奸商、高利贷者的层层盘剥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怒江地区，给傈僳族人民带来了新的苦难。

　　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，激起了傈僳族人民的不断反抗。18至19世纪，傈僳族人民掀起了多次抗清斗争。主要有：清乾隆十一年（1746年）至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，泸水弄更扒、祝老四、枝花扒领导的抗清起义；嘉庆六年（1801年）至嘉庆八年（1803年），维西恒乍绷领导的以傈僳族农民为主体，包括有怒、白、汉、纳西、藏等族人民参加的抗清武装起义；道光元年（1821年），永北（今永胜）唐贵领导的武装起义；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至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永北（今永胜）丁洪贵、谷老四等领导的反土司武装抗清起义等。

其中，以1801年恒乍绷领导的起义斗争规模最大、影响最深。由于傈僳族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，使这次起义突出地具有与其他农